評論

已舉辦第8年的貢寮海洋音樂祭似乎逐漸建立起一種認同，沙灘、音樂與啤酒成為年輕人一年一次來貢寮朝聖的理由，但年輕的世代知道嗎？在沒有音樂祭之前，20年來貢寮最為人知的，是破壞環境的核四廠！身為一個長期在貢寮做影像紀錄的工作者，我每年都參加海洋音樂祭，相信許多人也跟我一樣，除了讚嘆海岸的美麗之外，也親身見證了核四施工造成海岸線的逐年變化，每年猜測忽大忽小的沙灘還剩下多少，也親眼看到怪手挖沙填補沙灘的荒謬。也許這一代的我們，不再記得這片沙灘的原貌！但是遙望核四廠高聳突兀的煙囪、龐大冰冷的核子反應爐、未來將排放到海中的熱排水，都是音樂祭舞台的背後靈，我們可以選擇視而不見，但請聽聽貢寮人對核電廠以及海洋環境的擔憂！沙灘以及海洋資源、文化，是難以取代也難以復原的。當未來核電廠運轉後，海面下的美麗珊瑚與魚群變得一片死寂，難道我們還能茫然未覺地在沙灘上進行喧鬧的慶典？沒有在地觀點的音樂祭，已經不是官辦還是

在21世紀初的今日，「生態」已然成為朗朗上口的關鍵字。「愛護生態」幾乎像是某種政治正確的標籤，一種無可否定的文化姿態，但也像所有的價值一樣，唯有在不斷實踐中趨向完成。每年許多愛護這個島嶼的人身體力行，去進行潔淨山林和清理海灘的工作，但這也表示仍有不少人把青山綠水當成垃圾場。前2天，60位退役的傘兵空降特戰隊員，以驚險的高空垂降方式，從合歡山武嶺的狹谷中清出了總共一公噸的垃圾。已經是第4年，他們善用專業技能參與淨山活動，清出各種千奇百怪的廢棄物，除了遊客隨手丟棄的雜物，還有烤肉架、攤販架、馬桶、浴缸、甚至鋼筋和汽油桶。而已經在台灣進行第8年的「海灘廢棄物監測」，也發現許多便利大眾生活的消費品都在汙染海洋，比如塑膠袋、保麗龍、玻璃瓶碎片、吸管、瓶蓋、橡膠、燈管，還有針筒和藥罐。亂丟垃圾不僅是個人的公德心問題，也反映現代人隨用隨丟的生活風格，人與人之間的輕忽，地方和地方之間的剝削。都市人把垃圾帶

王瑞堂先生於7月4日的經濟日報中指出，要求六輕節制用水好比「硬要成人穿童褲」般的不合理。事實上，客觀檢視六輕從一開始、以至於二期、三期、四期的擴建，歷次環保審查結論再三提醒它供水的有限性。這不單是環保署單方面揭示的條件，更是包括台塑、南亞、台化在內的14家開發單位負責人共同簽章確認，表明若有違反將依規定接受處分。六輕用水並非「不與人爭」，水源有限，獨厚六輕當然會排擠農業和其他投資的調度。農委會統計年報資料顯示，雲林農田水利會灌區內的農地有六成以上面臨休耕，水利會不好好規劃灌溉水源，反而要將水提供六輕調用；原先在溪流中的水源被大量的攔截到水庫裡，導致大地沒有辦法接受充分的涵養，農地大量休耕閒置，這些都是沙塵暴的成因。農民被迫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威脅高鐵乘車安全。種種氣候與環境的異象頻生，難道不足令主事者省思？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製作的《不願面對的真相》一片，掀起全球關注全球暖化現象的熱潮，然而此一攸關地球命運的暖化警訊，卻不應被視為短暫的流行，因為它是如此真真實實地威脅著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我們或許對於人跡罕至的南北極劇烈融冰所意味的崩潰無所警覺，但在人類聚居的澳洲連年大旱、歐洲狂飆酷熱、亞洲水患頻傳、美洲旱澇交替的環境變異中，地球日益清晰的末日鐘聲，我們似乎再也不能拒絕傾聽。1947年，在廣島核爆與核武競賽的陰影下，美國《原子能科學家會刊》（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提出「末日時鐘」（Doomsday Clock）的概念，提醒世人有關世界末日的意象（子夜十二點）及當代核爆的用語（倒數計時），並將當時的末日時鐘設定為23點53分。因為人類擁抱核武就像是擁抱末日，人類將發展自我毀滅的能量視為一種競賽，無異宣布地球末日已進入倒數計時。此後，《原子能科學

連續兩年參加在台南的河川NGO會議，猶記2006年在舢筏協會的協助下，乘著「pai--a」遊二層行溪(即二仁溪，此為在地說法)的驚訝和無言。驚訝於溪水黑如墨汁，甚至因為污染物質年久月深而已成膏狀，實在難以稱呼她為溪水；無言於水泥都市叢林阻隔了人民的感受，許多家住台南縣市的學員們，對於這條溪慘遭這種對待，知之甚少。我也是幾乎沉重到說不出話來，努力抑制心中那股情緒，不讓它潰堤，尤其聽見掌舵者指著河中沙洲的廢電路板，戲謔地說這就是經濟成長的「果實」，而以前光靠這條溪的水產養活了多少人家，現在，不肖廠商耗用屬於全民的環境成本，作免錢生意─燒電纜或高污染的電鍍酸洗業，積累了個人財富，卻毀壞了曾孕育眾人的生命之河，心裡更是有悽愴之感。因為這樣的沉重，讓我不願意再輕易接近二層行溪，所以今年2007河川NGO會議在二層行溪畔的開幕，我缺席了，不過，南部的伙伴們仍舊奮鬥不懈，當天再次揭發黑幕，在溪畔的仁德鄉

22日晚間的夏至，是北半球白天最長的一天，也代表炎炎夏季即將到來。為了號召民眾節約用電，緩解氣候暖化，環保團體和企業界在全台各地發起了「夏至關燈」活動，其中最大的，當屬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園的晚會活動。當天在公園入口處，有主辦單位伙伴發扇子，雖然扇子是好的宣傳品，兼具實用性，但每把扇子都需要紙、塑膠合成。人手一支，也是壯觀的資源開銷，有人因此而不拿。由此可見，每個人對節約能源的標準及做法都不同，而當晚的關燈一小時，也只是主辦單位希望帶給民眾這方面啟發的方式之一。在眾人的倒數聲中，大安森林公園所有的燈光熄滅，但公園並沒有因為關燈就變得漆黑一片，四周高樓的燈光，讓公園依然明亮。不禁令人懷疑，平日公園內開那麼多燈，是否真有必要？關燈之後，身聲演繹劇場和火舞世界創意劇團帶來的「天地之聲，蒼穹之火」表演，在太鼓伴奏下，一個個舞者，不是搖著火呼拉圈，就是拿著火棍在空中揮舞，讓觀眾驚呼聲不斷。其實世界多處地

6月8日上午，生教中心應燕巢鄉滾水村楊馥慈小姐的邀請，前往會勘木麻黃行道樹是否需因道路拓寬而面臨要砍伐的命運，當天參與的人士還有高雄縣文化局、工務局代表、滾水村村長蘇水邱先生、屏科大森林系葉慶龍教授、工程顧問公司、高雄鳳邑雙古道文史工作室呂寅生先生、橋仔頭文史協會代表、滾水村村民陳安和先生及村民多人。我們由楠梓走省道往北方向先到達橋頭火車站（與捷運共構）後，由楊小姐帶著我們接橋燕路（高34號道路），過中崎橋、通燕路後，約十分鐘的車程即進入滾水社區。木麻黃林蔭道長約4公里，就種在蜿蜒的安新路兩側，安新路為雙向車道，路的兩旁為台糖的平地造林區。原本省道兩旁零亂斑駁的建築當進入滾水村後，立刻被映入眼簾的綠意所取代，這裡沒有城市的喧囂與酷熱，有的只是徐徐的微風與小鄉村的寧靜恬適。滾水社區是一個約有80戶人家的村落，村民多以務農為生，棗子、芭樂是此地頗富盛名的農產品，而當地獨特的泥火山地景，則是另一

我不會說香港的夜景不美麗。啟德年代，乘著大鐵鳥在夜裏低飛掃過亮晶晶的香港。給燈火照得通透的彌敦道幾乎觸手可及，整個九龍像塊發光的電路板，縱的橫的任由亮光恁意切割。這一刻我閉上眼睛，彷彿仍能感受到當年的觸動。另一個天色清明的傍晚，跟日本友人跑太平山。在談笑間，陽光悄然避席，霓虹亮麗登場，燃點起山腳下海港兩旁豎得高高的小盒子。在友人日式誇張的驚歎中，我閃過一絲自豪。燈光=繁榮？然而，當我看到幻彩詠香江，這場每晚把光影圖騰推向極致的燈光秀，我猶豫了——我看到的是一支支張牙舞爪、粗暴的光束，肆意漂染夜空。當我看到在大白天還是一意孤行硬要照亮空置廣告板的大射燈，我失笑了——我看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射燈，和射燈背後，給「燈火等如繁榮」這個神話麻醉了知覺的人們。愈光愈亮就愈繁榮的神話，未嘗始於今日。19世紀李圭著的《環游地球新錄》就紀錄了1877年1月1日的香港： 「至晚燈火齊明，由海濱層疊而上，不下數千萬

據報載，為了慶祝解嚴20週年，政府將發行「解嚴紀念郵票」，並以象徵學運精神的「野百合」為主題畫面。一時間，百合話題又再受矚目。 台灣的原生百合經常被稱為「野百合」，是因為「野生的百合花」？最常聽到的應該是「野百合也有春天」這首歌，因為耳熟能詳造成後來的學生運動稱為「野百合學運」。而2004年3月間又有一群學生要重現野百合學運，最後卻變成了「孤挺花」學運。 可是，關於台灣的這些原生百合只有這樣的故事？住在這裡的人們對於這些花又有多少認識呢？ 在追尋相關資料的時候，找到一本早期王尚義著作的《野百合花》，最近更找到一本書《百合》，其中的內容（p17~18）提到中國有40餘種的原生種百合，其中一種的名字就是分布在中國中、南部省份的「野百合」（Lilium brownii），這讓我明白「野百合」這稱呼來到台灣的年代，應該是在國共大戰後大量移民來台的時期。馬祖的原生百合即是這一種。

相較於都市發展地區，鄉村地區面臨較多的問題：收入相對較低、缺乏經濟機會、基礎設施相對不足等。為能改善這種現象，各國競相提出鄉村發展策略，冀求改進。例如：歐盟的鄉村發展策略指導性綱要，提出四大主軸：1.透過結構調整和創新的支援，以改進農業和林業經營的競爭力；2. 透過良好的土地管理和自然資源的保護，為整體環境和鄉間地區提供最佳支援：3.促進鄉村經濟的多樣化和提升生活品質，為農民、農家和廣大的農村人口創造更安全和穩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以及4.採取由下而上的地方參與式決策過程研擬發展策略，以應當地需求。換言之，鄉村發展有賴於研擬整體發展策略，進行綜合發展規劃，並據以實施，方能竟功。反觀國內，對於鄉村發展也研擬不少策略，但有欠缺整體考量之憾。以最近提出的「農村改建條例」為例，經建會認為目前農村環境窳陋衰頹與過速發展失序，造成經濟機會缺乏，公共設施不足，建築新舊雜陳、醜陋，寄望整合現有之住宅補貼資源實

前一陣子司馬庫斯部落族人抗議族人在其傳統領域裡搬拾櫸木被取締起訴的案子引起許多的注意與連署，在一次朋友聚會的場合聊起，才發現這件事情背後有許多應該進一步思考的議題。首先，這些以往積極連署與參與原住民族議題及活動的朋友都對原住民族的弱勢地位深表同情，也認為法律應配合時代潮流，適度地尊重原住民族的傳統規範。但是，面對依法執行業務的警察與林務人員，是否採一味譴責的立場，大家就有許多的保留。深究該案，首先談的是權利與執法的界線，在現代法規體制下不得不劃線來認定合法與違法。當大家都在談傳統領域時，如果沒有傳統領域的界線，是很難執法的。司馬庫斯一案的癥結就在於此。據了解該取用櫸木的現場，事實上是位於司馬庫斯部落與隔鄰部落的所謂共有的傳統領域裡。大家都不清楚在泰雅部落間共有傳統領域的資源採集權誰屬，是否單方決定即可行動。另外，我們發現原民會從2002年啟動的傳統領域繪製計畫，從來就只談鄉的傳統領域界線，

日前嘉義大學舉辦「林業產業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探討森林文化的保存與再生，會議中隱約透露出林業經營的「文化轉向」氛圍，此趨勢頗令人振奮並值得關注。過去文化常被忽略，甚至視而不見，若有，亦大都依附在政治經濟運作之中，但自從「文化轉向」之後，文化日益受到重視，並逐漸地從政治經濟中獨立抽離出來，且蔚為風潮，文化不只被商品化，更成為「爭奪社會、政治權力和社會承認的最重要場所」。顯然地，文化已變成當紅炸子雞，尤其是面對全球化浪潮，獨特的地方文化更是彌足珍貴。台灣林業經營歷史悠久，歷經不同時代變遷與社會需求，早已孕育出獨一無二的森林文化。阿里山、大雪山及太平山等三大林場曾與嘉義、東勢及羅東的發展唇齒相依，而三義的木雕、豐原的漆器、白米的木屐及三峽的藍染，亦早已融入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這些都是我們重要的森林文化資產。雖然我們擁有豐碩的森林文化資產，但若無適當的保存與充分的利用，那麼森林文化終將枯萎凋零。